谁也想不到小乞丐月挣三千

在北京的街上有一群特殊的孩子——乞儿。尽管这些乞儿数量不多，但他们终日靠纠缠路人——或抱大腿，或下跪唱歌的方式，从一些“心软”的人们那里讨要几元“同情钱”。记者通过多次与乞儿接触，了解到了乞儿乞讨生涯的真正面目。

不久前的一天上午，记者乘地铁外出。在地铁行驶的隆隆声中，车厢内显得格外安静。忽然，一个衣着肮脏、年龄大约在五六岁上下的小女孩从车厢的另一端走了过来。在记者身边坐着的一位女士面前，她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下，放声唱了起来：“阿姨好，好阿姨……”

那位女士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弄蒙了，不知所措地将脸下意识扭向旁边。小女孩唱罢一遍，看到女士没有反应，便跪在地上又唱了起来。几遍之后，面对仍无动于衷的女士，小女孩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。

当她发现了一位坐在对面的女军人时，小女孩眼睛一亮，快步走过去再次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高声唱了起来。没多长时间，小女孩便拿着女军人递过来的2块钱，心满意足地向车厢另一端走去。

顺着小女孩走去的方向，记者发现车厢门边蹲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头，身边还站着一个衣着同样肮脏的小男孩。老头贴在两个乞儿的耳边，嘀咕了几句，又用眼色示意了几个“目标”后，两个乞儿便又马上散开，朝“目标”走了过去……

在地铁公安分局的一个派出所里，记者见到了刚刚被民警带回来的4个女孩。一位自称叫庄燕燕的女孩告诉民警，其中那个10岁的女孩是她的姐姐，她们和奶奶一起住在八角附近。

中午12点，民警带着4个乞儿直奔八角，准备会一会乞儿身后的那些成年人。车到了八角，民警问乞儿：“告诉叔叔，你们住在哪儿呀？”没想到乞儿们却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看着4个最大才11岁的孩子，民警们着了急，哄了这个又哄那个，可乞儿们就是不开口。整整忙了1个多钟头，还是没问出所以然。最后还是最小的乞儿情急之下说漏了嘴：“我们不住在这儿，住在小红门。”

民警们一听这话可真着了急，怎么折腾了2个小时，又忽然说不住这儿了。再仔细一问，不想最小的乞儿改了口：“我们跟奶奶住在北京站。”民警们没辙，只好再奔北京站。

下午3点，车到了北京站。4个乞儿带着民警在密密的候车人群中连转了几个候车室。每到一个候车室的最里端，乞儿们都会回头说一声：“奶奶不在这儿。”折腾了半个多钟头后，终于在一个候车室发现了一个正在乞讨的老太太。民警们问乞儿：“是她吗？”乞儿点了点头说：“是。”于是民警把这个老乞丐也一起带回了派出所。

在回派出所的路上，民警们给尚未吃午饭的乞儿们买了一包蛋糕。一位民警看着大吃大嚼的乞儿，低声嘟囔着：“我还没吃午饭呢。”其实令民警们烦心的还不是这事，第二天上午民警们从老乞丐的家乡得到了消息，她根本不是这些乞儿的奶奶。民警们说，别看这些乞儿岁数不大，可心眼儿多着呢。像这次这样的事，以前也时常遇到。

尽管未能找到乞儿身后的那些成年人，可记者还是从这4个乞儿嘴里了解了一些乞儿的生活。这4个乞儿都来自河南，她们每天早上6点坐公共汽车从北京的住处出来，或去北京站，或下地铁开始乞讨。中午一般不吃饭，饿一顿。晚上6点左右“收工”后，她们又一起在固定的地点找到来接的大人，并一起去固定的饭馆吃晚饭。那位最小的乞儿说：“从北京站坐39路，坐6站就到家了”。而其中一个自称叫马馨的女孩却说，她住在火车站的一个公共厕所里。记者问她：“厕所里人来人往的，怎么能住人啊？”马馨听罢不屑地回答：“晚上把厕所门插上就行了。”尽管这话听起来让人难以相信，但至少显示出这些不到10岁的孩子的住宿条件相当艰苦。

据这些乞儿讲，她们要钱的方式主要是两种，一种是见到身着整洁的年轻人，便扑上去抱住大腿。年轻人好面子，尤其是一男一女谈恋爱的年轻人，男青年总会慷慨地掏出一张大面额的人民币，以显示自己的“慈爱个性”。另一种方式是下跪，这个方法大都在地铁里使用。人坐在地铁里，跑也没地方跑，躲也没地方躲。只好当众掏钱。乞儿跪下以后，嘴里便不停地唱着也不知什么人编的一首歌：“叔叔（或阿姨、大款、老板）好，好叔叔。给俺一块钱，活到万万年。叔叔行好要带好，叔叔长生又不老。叔叔发财我沾光，叔叔吃肉我喝汤。一块两块算个啥，叔叔吸烟半个烟把。”

常常是有的人给一两块钱，也有的人给十块八块钱，碰好了也许还能得到一张50或100元的大钞。据说一般的乞儿每天的收入，大约都在100元上下。如果一天要不到这个数字，回去后就会挨大人的打，而要钱最多的马馨一天能要300多元。这样算下来，北京乞儿平均每月的收入都在3000元左右，最多的则竟月进近万元，这一数字足以令那些外资企业的雇员们汗颜。